[譯文]美國慈善的八大迷思(中)

2019年10月8日9:00 來源:上海慈善網

  迷思1:宗教捐贈在下降

  宗教歸屬和去禮拜場所依然是捐贈給宗教機構的兩個最佳預測指標。根據印第安那禮來家族慈善學院的慈善跟蹤調查,近年來,宗教歸屬和去禮拜場所的下降是與過去數十年來美國家庭慈善捐贈比例下降相一致的。捐錢給宗教會眾也一直在下降,從2000年占美國家庭的46.5%下降到2017年的31%。

  然而,萊克信仰與捐贈研究院院長、共同執筆人戴維·金表示,這些數字模糊了不同信仰傳統的復雜性,遮蔽了宗教機構的多樣性。統計資料關注的是影響禮拜場所的總體趨勢,而非廣泛多樣的以信仰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以及會眾故事的特殊性,后者描繪了一幅全然不同的圖景。

  實際上 ,宗教捐贈(即使局限于禮拜場所)的變化模式顯示了廣泛多樣性,并非都趨于下降。如果宗教捐贈的定義不限于禮拜場所,其顯示了更廣泛的多樣性和持續的增長,這證明了宗教捐贈持續下降的迷思的虛假性。

  迷思2:女性不如男性樂善好施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過去40年里,隨著塑造女性慈善的經濟地位和社會角色的轉變,女性在慈善事業扮演著一個獨特和有力的角色。例如,統計數據顯示,如今女性占據了美國就業人口的半壁江山,三十年前還只占三分之一。如今在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美國家庭中,母親是主要的養家糊口者或共同養家糊口者。單身女性數量急劇飆升:百分之四十25歲以上的女性如今是單身的,2007年出生的孩子中,40%擁有的是單身母親。女性社會經濟作用的顯著改變對慈善捐贈有著重要影響。有著更高教育、收入和家庭財務知識層次的配偶一般在經濟決策中有著更大的控制權。這些因素導致更多女性領導的非營利組織和募款活動,其在非營利部門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

  女性慈善研究所的黛博拉·梅斯(Debra Mesch)和安德里亞·佩克特(Andrea Pactor)評論道,慈善捐贈最顯著的預測指標是教育、收入和財富——如今更多的女性增加了獲得這些東西的途徑。研究表明,當你將財富、收入和教育考慮在內,女性更可能捐贈,并比男性捐更多的錢。男女捐贈動機上的差異部分說明了這些發現。

  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參與親社會行為,研究者常常將其歸之于女性的助人動機。女性有著吸引其他女性參與慈善協作的漫長歷史。例如,石油傳人亨特(H.L. Hunt)的女兒絲旺尼(Swanee Hunt)和海倫(Helen LaKelly Hunt)決定一起創建“婦女推動百萬人基金會”(Women Moving Millions)——一家旨在為促進婦女兒童事業籌集資源的組織。自2007年啟動以來,該組織激勵300多個會員捐贈了6.5億美元,用于全球婦女兒童事業。

  此外,女性像男性一樣做大額捐贈。據“百萬美元排行榜”,2000至2006年,女性個體捐出了1686筆百萬元以上的大額捐贈——約占個人全部捐贈的31%。

  迷思3:移民只取不予

  為合法移民獲得美國簽證和綠卡設置重重障礙,外加允許進入美國的避難者數量的減少,以及部署現役軍隊守衛美墨邊境,一直為視移民只取不予的排外成見所激化。但梅斯家族多元化慈善研究院院長共同執筆人Una Osili的最新研究認為,美國移民以各種方式,并在與出生于美國的家庭相比較的各個層面上給予回饋。

  根據 “慈善跟蹤調查”數據顯示,在控制收入、教育、存款等變量后,移民身份對捐贈的可能性和慈善捐贈數量不具有統計顯著性的影響。此外,長期待在美國與移民慈善捐贈的增加具有相關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志愿參與和慈善捐贈水平會與美國出生的美國公民顯示的模式趨同。統計數據顯示,移民及其子女不太可能成為美國制度的負擔。截止2016年,居住在美國的41%移民來自拉美國家。2015年,拉美移民寄回祖國680億美元,遠低于其他移民群體的匯款。拉美移民還捐錢給其教堂和“互助會”,后者是給移民和拉美裔社區提供互助互動的組織。

  根據凱洛格基金會的調查報告,63%的拉美裔家庭捐錢給慈善組織,而整個美國家庭的捐贈比例僅為一半多一點。印第安那大學博士生杰米·古德溫發現,移民支持慈善事業,并以多種方式給予回饋,即使他們沒有捐錢給非營利組織。

  迷思4:非裔美國人是新興捐贈者

  將非裔美國人稱為慈善捐贈中的“新興”人口已成習慣。這一措辭在有關慈善的會議和媒體報道中頻繁出現。它暗示很大一部分美國人口突然開始捐贈,仿佛他們以前從未捐贈過。共同執筆人蒂龍•弗里曼(Tyrone Freeman)表示,非裔美國人參與慈善捐贈已有數百年歷史。歷史上,非裔美國人捐贈人包括詹姆斯·福騰(James Forten), 約翰·麥基上校(Colonel John McKee), C.J.沃克女士(Madam C.J. Walker)和安妮·馬龍(Annie Malone)。例如,新奧爾良一個生于1810年的自由的有色人種湯米·拉豐(Thomy Lafon)資助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地鐵和當地慈善團體。據《福布斯》公布的數據,歐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捐贈了4千多萬美元創建南非的一家女子學校,捐贈了4億多美元于整個教育事業。此外,斯密森尼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物館名列前茅的許多捐贈人是非裔美國人,包括溫弗瑞、羅伯特· F·史密斯、肯尼斯和凱瑟琳·切諾特,富蘭克林· D·瑞恩斯和丹尼斯·格蘭特。據都市研究所的研究,在過去數十年,非裔美國人家庭比其他任何種族更多地將其最大部分的財富捐給了慈善組織。

  非裔美國人的大部分捐贈給予了非裔美國人基督教會。2015 Blackbaud研究報告(調查了半數非裔美國人捐贈者)顯示,據受訪者自述,在各種捐贈中,捐給禮拜場所的超過了其他任何非營利組織的分類。一連好幾代,非裔美國人教會一直是傳授慈善捐贈價值的主要載體。以教會為基礎,非裔美國人建立了捐助宗教生活和追求自由平等社區行動的機制。這些機制包括兄弟會和社區協會共同捐助的女子聯誼會,以及華盛頓特區的非裔美國人捐贈圈、科羅拉多州丹佛市慈善影響力需求姐妹團體、全國九圣會員組織、青年黑人組織,以及回饋研究所、社區投資網絡和各種黑人家族基金會,如莫寧家族基金會,吸引各種收入水平的非裔美國人捐贈者來支持非裔美國人的發展。

  唯一的“新興”現象是,主流非營利組織最近對有色人種捐贈者的興趣。然而,如果非營利組織認真對待培育多元化社區,那么他們必須通過其組織致力于多樣性和包容,以及奉獻時間、資源和注意力于以自己的方式來辨別、勸募和管理非裔美國人捐贈者。將非裔美國人捐贈者作為更廣泛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個體來看待,將會持續影響其捐贈行為。(未完待續)

  摩詰譯,譯自《斯坦福創新評論》2019秋季刊(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 Fal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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